corny korny

經歷過一場死亡，所有人都在壓抑。
如果沒有跨過生死的那條線，是不是反而是一種釋放？

她在交完最後一個小組報告的那天早上，到圖書館借了兩本書，
「憂鬱症者會有以下症狀：...」
她坐在回家的公車上默念著，心裡一項一項地打勾，眼淚掉了一整頁。

回到家，姊姊還在睡，她叫了幾聲沒有醒，
坐在電腦前想要留言，卻又不知道該寫甚麼才好。
她拆開一排藥丸，一顆、三顆、六顆...十二顆、十四顆...
最後到底是十四顆還是十六顆她已經不記得了，一點都沒有感覺。

在反胃之前，她記得還打了電話鎮定地向朋友取消下午的約會，
然後鎮定地坐上去學校開會的捷運。
但是到了學校她沒有加入社團會議，轉了頭走進輔導中心。

「我需要談一談。」
可是輔導老師已經紛紛下班，留下一位陳老師願意多花幾分鐘聽她說話，
她走進諮商室的剎那馬上淚流滿面，
想要重頭講起已經沒有頭緒，胃翻過來令她想吐，
「我剛剛吞藥了。」這句話她原本沒有打算要說的，竟然脫口而出。

老師輕描淡寫地勸她坐上計程車送到醫院，
「我們去檢查一下就好。」老師說，
沒想到直接進了急診室。沒有空病床，她坐在待診處無聲地哭了起來，陣陣心悸，
老師則忙著幫懦弱的她打電話給媽媽，她沒有辦法承受媽媽在電話那頭的心情。

終於躺上病床之後媽媽也來了，紅著眼睛，
看著她灌下一大瓶像炭砂還是鐵砂之類的東西，
她哭著跟媽媽說對不起，到底對不起甚麼，她也說不上來。

醫生把長長的管子伸進她的喉嚨洗胃，「再吞進去一點、慢慢吞。」
「是怎麼了？」「我吃了十幾顆藥。」「為什麼吃這麼多？」
如果我能回答你的話我還會躺在這裡嗎？她心裡想。

急診室洗完胃之後是住院。每天都要喝很多次橘子色的藥水，每天都要吊點滴，
第一天八瓶、第二天六瓶、再來是四瓶...右手逐漸浮腫，點滴打不進去，
最後兩三天只好換到打左手。

她在醫院裡住了一個星期，感覺變得越來越少，不覺得痛也不覺得傷心，
媽媽也在醫院裡住了一個星期，很努力地要跟她說話，很小心地避開敏感的字，
但是她的回答總是很少。
每天她望著天花板發呆、然後睡午覺、逛醫院裡的便利商店、或者站在小窗戶邊看馬路和車。
她覺得跟外面的世界越來越遠，跟病房裡的家人也是。

出院前一天，她必須去做肝功能檢查，
「肝還是有一點發炎」她半裸著躺在檢查台上聽這句話。
但準時出院仍然不是問題，媽媽幫她打包好走出醫院時，
她頭一次後悔自己為什麼沒死成。

那簡直等同於出獄囚犯面對新生活的掙扎和痛苦。

為什麼要活著面對這些難堪呢？面對家人的難堪、面對自己的難堪，
難以運用言語。只有少少幾個朋友讓她覺得說實話是安全的，
她用最值得同情的謊言向其他人交代一切，
「壓力大又熬夜，所以生病了。」幾乎沒有情緒，還可以一邊微笑。

媽媽開始對她非常小心，甚至害怕、怕她又生氣或受到什麼刺激，
住在家裡如同住院，關心和應對之間只是更加緊繃。
去學校還要繼續找老師說話，討論失眠和失戀，
一次在諮商中心樓下被學弟撞見讓她害怕到轉身就走。
老師推薦她去市療找一位認識的醫生，她鼓起勇氣走到掛號處
面對護士她卻手足無措地拿了表格掉頭就跑，跑到旁邊的小公園裡大哭，
抬頭看每棵樹上都好像吊著她的身軀，搖搖晃晃。
她覺得自己像是身染某種不名譽的重病，旁人將不會諒解也不願了解，唯有死亡不斷招手。

她在出院之後，才感覺到自己是如此痛苦並無藥可救。

於是她開始計劃逃走。逃離家、逃離台北、逃離許多朋友。
「如果繼續待在這裡，我會死。」
第一次也許是嘗試或兒戲，第二次絕對不會只有如此，她很清楚。

成功逃家。

她的離開反而讓家人放鬆了下來，緊繃與難堪漸漸消失，
儘管沒有人要提起，卻也沒有人要刻意裝作沒有發生這件事，
當然、再也沒有人問她一連串的為什麼。
她與媽媽常常聊天、回家就一起去逛街、看電視，不在家的時候就各自過生活，
互相關心，但又不必干涉太多。

有時候她會想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現在是否就能夠給彼此自由，
還是仍然放不開擠在一個醬缸裡，互相怒目和傷害。